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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生於北京，作家、翻譯家，1989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同年考入中國音樂學院攻讀藝術心理學，1991年赴匈牙利定居至今。譯作有《命運無常》《另壹個人》《船夫日記》《燭燼》等，著有《匈牙利舞曲》《狹窄的天光》《紙魚缸》，
圖片為受訪者提供 “假如壹個人在國外生活了許多年，仍還以國內人的視角、國內人的思維、國內人的語言寫中國人的吃喝拉撒睡或勾心鬥角，只是把背景從青島搬到了溫哥華，有什麽意思”
迪克牛仔 15年前，當迪克牛仔還紅的時候，常有人把回國泡吧的余澤民誤認為是他。不僅因為那頭長發，還因為他跟搖滾圈著名鼓手余偉民同出同入，那是他弟弟。有壹次，壹個年輕人滿臉激動地湊過來合影，畢恭畢敬地遞上紙筆。余澤民也不客氣，接過來就簽，然後安慰滿臉狐疑的對方：“沒錯，這就是我名字。好好留著，以後值錢。”
彼時還沒出版過壹本書的余澤民今年已經52歲。2016年9月25日，在新書《紙魚缸》的座談會現場，他像個過生日的少年憨憨地坐在嘉賓中間，表情滿足。左邊是書評人康慨，右邊是作家邱華棟和他的大學輔導員李鷹，聽眾裏不乏親友，八旬老母親坐在第壹排，跟兒子壹起享受這個頗有些衣錦還鄉味道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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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秋天，初到塞格德的余澤民與同屋朋友們在壹起
自1991年秋季出國，這25年余澤民壹直生活在匈牙利。棗紅色的褲子和那頭不羈長發使他有壹些異域風情，卻與歐洲無關，確切地講，像個靦腆的印第安人。座談會上，聽人講述自己或自己的書時，他咧開厚嘴唇笑笑，笑容裏有壹絲不易覺察的自嘲。在上百雙眼睛的註目下，嘉賓們很快進入他們熟悉的公共狀態；余澤民盯著臺下人的眼睛，顯得有些出戲。
國內讀者更熟悉他的譯者身份。十幾年來，他已翻譯過當代匈牙利幾乎所有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其實，作為小說家的余澤民十年前就出版了中篇小說集《匈牙利舞曲》，這本書在2005年入選了“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對文壇有些了解的人知道，入選這套叢書，意味著作為文學新人的作者得到了文壇話語圈子的認可。
當年同時入選的小說類作者還有三人：徐則臣、王棵和張楚。“他們現在的名氣都比我大，”余澤民說自己並無遺憾，“但起步我壹點不差於他們，只不過後來我壹頭紮進翻譯裏，沒有精力寫自己的東西。不過，這也說明我的寫作沒有功利性，有空寫點，沒空不寫，自娛自樂。”
余澤民直言自己不想做個“只寫中國人的華語作家”。《匈牙利舞曲》中的主人公們，大半還是異地謀生的中國人；長篇小說《狹窄的天光》雖把男主角孤零零地放置到當地人中觀察，講的還是華人在域外的情感生活。到了新作《紙魚缸》，移民故事不再是他寫作的核心。小說中平行展開的三條線索相互交錯，闖入者與本地人的戲劇性相遇穿越了文化沖突的表層，更多帶出了匈牙利人的家族、傳統與歷史，很多讀者的感受是：不像中國小說。
這些年來，他極少讀中國作家的作品，讀中文書也多是翻譯小說。他承認自己與國內文學的疏離：“即便自己寫作，我也常用匈語思維。既是遺憾，也是幸運：恰是發生在我身上的這種時空中的語言隔離，才使我別無選擇地從歐洲文學中貪婪地汲養，才使我沈心靜氣地執拗於人性的發現和情感的弘揚。”
烏龜專找大王八
《紙魚缸》勒口上的作者簡介裏寫道：出國後做過醫生、教師、編輯、記者、導遊、翻譯、編劇等職業。在早期的書上，後面還有幾種：果農、蒜農、插圖畫家和演員。
十年前，《十月》雜誌曾給他做過專輯，登了壹組小說、評論和創作談。雜誌社編輯看到他發來的簡介時，壹致做出判斷：這是壹個騙子。後來他收斂了些，不把簡介寫得那麽花哨。
讀者可以通過這些頓號大致想象余澤民在匈牙利的生活。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做文學翻譯，甚至連壹節匈語課都沒有上過。他學醫出身，被1990年代初的出國潮席卷出去，稀裏糊塗到了當時免簽的匈牙利，“我出國沒有目的。如果說有，那就是想出去，壹個人光著腳在世界上走走。”此後長期處於壹種漂泊狀態:“每天都等著誰叫我去吃飯，今天活過去不知道明天會怎樣。”要是哪天大家都忘了叫他，那天他就得餓肚子。“沒錢，但是開心。有大把的時間和大把的朋友，就像凱魯亞克《在路上》的那種狀態，人極度自由，心極度開放，隨便誰來叫我，隨便誰把我帶到哪兒，只要有人搭理我，我就特別高興。”
座談會上，比起坐在他身邊的同齡嘉賓自說自話自幫腔的圓熟，余澤民的註意力更多放在觀眾身上。他打量著觀眾席裏每雙註視他的眼睛，像在搜索故人。有人問，他的假定讀者是誰？余澤民回答，寫作從壹開始就是盲目的，為了打發時光、排解孤獨和自我宣泄，就像沒計劃的旅程。如果非要說對作家的奢望，也只是希望死前出壹本自己的《在路上》。
“魚找魚蝦找蝦烏龜專找大王八，有話說有屁放唯有友情最激蕩。”這是他在自己博客介紹上寫的兩句話。他像壹個靦腆與豪爽的復合體：生活需要呼朋喚友和情愛的滋潤，在塞格德那些年，他的口袋裏總揣著壹大串友人的鑰匙，可以隨時打開他們的家門；他亦敏感於人與人之間每壹個微小的情感交匯。他說自己就像壹個透明的玻璃人，五臟六腑都能看見，心裏從不設防，因而容易受傷。
在匈牙利的最初十年，他基本上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睡百家床。看書、交友之余，每碰到壹樁新鮮事，每結識壹位新朋友，誰跟誰交好，誰跟誰打架，誰在酒吧裏聊了什麽，誰的生活發生了變故，統統記到A4紙的橫格本裏。《紙魚缸》就是從他當年記錄的壹場鄉村婚禮的幾頁素材裏“生長”出來的。書中多處關於打獵的細致描寫，堪稱獵人手冊，均來自於他與友人在山林裏逐鹿獵豬的生活體驗。
在壹種近乎歇斯底裏的激情中，他默默地寫著，並在寫作中“體驗到近乎高潮的快感”。他對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維、結構和語言，盡可能貼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聽到、感受到的東西。在最初十年裏，他寫了三百多萬字的東西，讀者始終只有自己。
出國後讀的第壹本英文小說《在路上》，成了他流浪日子裏的生活聖經。貧窮卻悠閑的大把時光和充裕的精力，讓他得以閱讀大量西方當代小說。大約在2000年，36歲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也可以寫，像他讀過的那些作家那樣寫。
初到匈牙利時，他的語言系統是分裂的：聽和說用匈語，讀英文書，寫則用中文。1993年早春，他認識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1998年，他陪拉斯洛在中國遊歷了壹個月，走了十座城市。回到布達佩斯後，他對朋友的文字產生了好奇，於是翻著字典開始讀拉斯洛的《茹茲的陷阱》，這是他第壹次讀匈語小說。
學醫出身的他，研究生是在音樂學院讀藝術心理學，去匈牙利前不知道有匈牙利語，到匈牙利後也從未系統地學習過。“酒館、咖啡館就是我的語言學校，朋友們和字典是我的老師。”這次嘗鮮式的閱讀是壹次空前的折磨，因為“幾乎每個詞都要查字典，每句話都要推敲語法”。讀了半頁，他決定把它翻譯過來，這樣既學了匈語，也練了中文。
余澤民翻譯的《茹茲的陷阱》，現在還可以在豆瓣上找到。下面共有兩條評論，壹條感慨拉斯洛的長句給翻譯造成的挑戰，另壹條幹脆表示沒看懂作者想表達什麽。“那篇小說的結構確實很堅實，語言非常復雜和稠密，”余澤民說，“從譯文也能看出匈語原文那種凝滯、沈澀、像火山巖漿緩慢湧流的那種感覺。起初，我認為拉斯洛的長句是不可譯的，壹個主句帶多個輔句，壹環套壹環，中文確實很難實現。”
這篇小說的中文大約八九千字，余澤民翻譯了半個月。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第壹次翻譯就啃了塊硬骨頭，因為拉斯洛的文字是匈語作家裏最難的。那昏天黑地的半個月，他感覺做了壹件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感覺就像妳隨便寫了點什麽東西，卻意外地獲了大獎。妳再做這件事會上癮的。”在之後三年裏，他翻譯了十幾位作家的三十幾個短篇。所有的作品翻完了就放在電腦裏，從來沒有給別人看過，同居情人也不知道。
2002年凱爾泰斯·伊姆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幾家中國出版社激烈爭奪版權。幾經波折，余澤民幫助作家出版社拿到了《英國旗》《船夫日記》《另壹個人》《命運無常》四本書的版權，並承擔下翻譯工作。他沒日沒夜地翻譯，慢慢變成了當代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代言人”。從某種意義上講，翻譯凱爾泰斯的作品真正開啟了他的文學生涯。在38歲這年，他開始從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中走出來，意識到翻譯、寫作和讀書是自己的人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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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澤民和匈牙利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凱爾泰斯·伊姆雷夫婦
大學時代，余澤民總跟朋友們開玩笑，說他活到50歲肯定自殺。那時他對50歲的想象是“彎腰拄拐滿臉皺紋，看著年輕人流哈喇子”。現在的余澤民已年過五十。他說自己的青春期在出國後的流浪中又延續了很久，現在他找到了人生使命，還有了壹對兒女，50歲之後的人生看起來還有點價值。
刻意讓我的翻譯去影響我的語言
人物周刊：翻譯會影響妳的語感嗎？
余澤民：當然會，肯定會！而且不僅是被動的影響，有時還是故意借鑒的。我定居歐洲，還是中國國籍，是名副其實的歐華作家，但我懷疑自己是否屬於歐華作家群體，因為我認為真正的歐華作家必須要有跨文化的視角，對母語要有跨語言的貢獻，否則沒有意義劃分出壹個文學群體，頂多像個“同鄉會”。假如壹個人在國外生活了許多年，還以國內人的視角、思維、習慣和語言寫中國人之間的吃喝拉撒或勾心鬥角，只不過把背景從青島搬到了溫哥華，甚至跟國內的風，搶國內人的題材，有什麽意思？壹定要有跨文化的體驗、視角、話題，才是歐華作家。
我是刻意讓我的翻譯去影響我的語言，讓我寫出來的東西和國內作家不壹樣，這是我的特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以《紙魚缸》為例，特別是壹開始的那幾頁，我故意讓讀者壹進入就覺得：這不是壹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寫的書。如果說“像歐洲小說”，那我努力的目的就達到了。
人物周刊：寫匈牙利的世界，讀者還是定位在中國？
余澤民：當然是了，但是我寫的時候並沒有考慮討好讀者，否則就不會把前兩頁寫得那麽復雜。那是我故意設計的，前兩頁就篩掉壹批可能沒耐心讀下去的讀者，我故意寫得不分段，細膩，粘稠，渲染情緒，還有壹大段寫魚的意象。當時我就想，誰對我的語言感興趣，我才讓誰看下去，真是這麽想的。
人物周刊：與匈牙利作家的交往中，有感受到某種感召嗎？
余澤民：有啊，歷史責任感。無論凱爾泰斯、艾斯特哈茲，還是納道什或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都是如此。把個體放到歷史中間，用個體記憶歷史，這才是更高級的作家。
我翻譯的這些作家，像凱爾泰斯，他是把自己放在大屠殺中，從30歲後壹輩子就咬住這壹個話題，做奧斯維辛的代言人。他這麽做是出於責任感，必須讓人類記住奧斯維辛的存在，否則上帝就失敗了，白白對人類做出警告。艾斯特哈茲·彼得出生於壹個叱咤風雲數百年的大貴族家庭，對家族的責任就是對歷史的責任，他壹輩子都在寫家族小說，寫家族在歷史變更中荒誕的結局。納道什則通過人與人之間微妙、特別的身體關系，將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寫進了他的《平行故事》裏……總之，他們都在作品裏處理歷史，這些作品才是有分量的。
人物周刊：那妳寫作的主題和責任感是什麽？
余澤民：以前我寫的小說只是記錄青春，刻畫人與人的關系，講述華人在國外的生活。《紙魚缸》這本書，我是第壹次有意識地植入歷史，努力用個體的記憶抵抗集體的失憶。我很喜歡陳曉萍寫的那篇書評裏的最後壹句話，她說：“這段歷史於我們是如此的熟悉，在我們不忍直視自己的歷史之際，他人的歷史就猶如壹面鏡子，照出我們的來路。”這話道出了我的本意。
還有壹點就是，對我來說，我最大的長處就是跨文化，我熟悉中國歷史，也了解匈牙利歷史，可以從兩個文化視角觀察，比較；我不怵寫外國人，因為我很熟悉他們，寫他們並不隔著。像《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那些，說來說去還是寫中國人的淘金，物欲私欲，陰謀陽謀，寫同胞間的愛恨情仇，頂多拿壹兩個外國人作點綴，寫不出彩，在屏幕上晃悠壹下就退場了。我則不然，我從到匈牙利的那壹天起，就掉到了當地人中間，跟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穿壹條褲子都嫌肥，所以我很清楚我寫作的主題是我“專屬”的，不會去寫淘金者的發跡史。
人物周刊：不屑嗎？
余澤民：也不是不屑於寫，而是那類題材不是我的長處。淘金者的故事也很豐富，跌宕起伏，甚至驚心動魄，寫那類題材需要懂得伎倆，了解物欲的殘忍和生意中的貌合神離，但我並沒有這些體驗，我是最沒有伎倆的人，編這些故事，對我來說會很累，我的長處是寫感情，寫歷史。
妳看，我連青春的故事都還沒寫完呢！說老實話，對我來說最美好的生活正是那壹段，在35歲之前“閱人無數”的那種不安定狀態，像魚缸裏的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發生各種各樣離奇的事。我有農村的朋友，關系特別好，他們在村子裏幫我約好病人，我騎十幾公裏的自行車去給他們紮針，他們把我當成親人。那種日子特別美妙，可以接觸到廣泛的社會。有壹段時間，我和幾個學生住在壹起，放假後他們退了房，我無處可去，他們就把我帶回鄉下，壹住就是壹個夏天，過原汁原味的鄉村生活，剝蒜啊，摘蘋果啊，餵雞殺豬，放羊打獵……就說打獵吧，我經常跟著，不然怎麽知道這些？
在瞭望塔上等野豬，是跟壹位布達佩斯的朋友體驗的，在托卡伊山區，“可樂瓶”的細節就是在瞭望塔上想到的，當時並不知道會用到哪兒。我為了寫好這些細節，特意買了兩本打獵的書，反復琢磨，修改。
人物周刊：現在妳在這邊會有壹個作家身份的自我認同，在匈牙利那邊給自己的定位是什麽？
余澤民：自從我的中篇小說集《匈牙利舞曲》被選入“21世紀文學叢書”，我就認定自己能成為作家。但作家的姿態我從來沒擺過，因為讀者們多是因為讀我的譯著知道我的，而有的編輯都沒有讀過我寫的書。雖然入了中國和北京作協，但我並沒在圈子裏……這麽說吧，我沒有壹個讓我能夠感覺到自己是作家的環境。在匈牙利更是如此，由於我翻譯匈牙利文學，匈牙利人特別尊敬我。翻譯家就翻譯家，我不抱怨自己的作家身份被翻譯家身份遮掩住。我是這麽壹個人，從不拿自己跟別人比較，只有自己是自己的參照物。如果總是那樣比的話，我是最大的失敗者，因為我的同學都是名醫、主任、教授、院長，我是壹個異類。但我做了壹件別人做不了的事情，當了壹把自己，至少在我周圍我還沒有發現有跟我重樣的人，這種感覺挺好。我講述自己異類的經歷，有不少人羨慕，挺好的。最近，我又多了壹個身份，北二外的客座教授，多了壹個學術平臺，將會做些新的事情。
人物周刊：回國後壹般做些什麽？
余澤民：特別愛逛書店。再有就是跟朋友聊天。比方說，妳對讀書的話題感興趣，咱們可以說幾個小時，說壹個晚上我也不煩，但在壹個飯桌上，如果大家說房子說車說升官晉級，我坐壹會兒可能就會走，因為那些事離我太遙遠，會覺得尷尬，或浪費時間。
我是壹個理想主義者，單純，但不無知；被歷史傷害過，但沒有被汙染。出去之後，等於到了壹個真空的環境，保存下了自己。大多數出國久的人回國，都會不適應。我回國壹般跟親友壹起，或悶頭工作，很少出門，不逛街旅遊。
人物周刊：會有沖擊感嗎？
余澤民：國內確實變化巨大，記憶裏的老北京已不復存在，兒時住過的四合院被鏟平了，成了金融街上的壹口痰。失落感有，但說不上沖擊，更多的是隔閡感和陌生感，覺得離我很遠，即使站在鐘鼓樓前。如果說沖擊，最讓我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的炫富。什麽郭美美啊，什麽“寧可坐在奔馳裏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啊，在歐洲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事，這種炫富、仇貧是極其可恥的。我認識壹位匈牙利富豪，買下壹個山頭，自己住在山頂，幾位親友住在山下，這麽富的人，總是開車到布達佩斯城郊，然後坐地鐵進城，不像國內有的人，覺得坐公交車是掉價的事，恨不得打醬油都要開奔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