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松陽古村落的形成
松陽縣處於既非沿海又非內陸的靠近沿海的浙江西南山地丘陵地區；位於北緯30度附近的神奇地帶，大石懸棺、延慶寺塔佛光、箬寮東方水韭等都是沒有破解之謎。
早在1800多年前，三國吳政權在這塊神秘的地方建立起浙西南最早，且直轄中央政權的縣級行政機構，是當時浙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由於史籍資料的匱乏，考古成果的欠缺，加上千百年來松陽人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使這方土地“養在深閨人不識”，增添了她的神秘感。
我們人類的起源，約在300萬年前。2004年考古學家對浙西北安吉的上馬坎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石制品43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掛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錐、手鎬、尖狀物等之類石器。專家推測至少在80萬年以前這裏就已有古人類的生活了。這個時候，處於舊石器的母系氏族社會前期。在11萬年至1.2萬年前，遠古人類已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跨入到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但還是屬於母系氏族社會的中早期。1974年，考古學家在我們臨近的建德李家鎮烏龜洞發現了“建德人”的牙齒，根據研究推測，這時“建德人”的主要工具是打制石器，也已懂得制作木長矛和木棒等，會采集、狩獵和捕魚，而且可能已經懂得使用火。因此，我們可以推知，10萬年前，棲息在浙西地區山洞的“建德人”，依靠集體的力量，同大自然進行頑強的鬥爭，用粗壯有力的雙手，推動了社會向前邁進。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類最初以采集和漁獵等為謀生手段。為了獲得天然食物，人類不得不隨時遷徒，原始人或棲身於可隨時拋棄的天然洞穴，或在樹上築巢居住。這些極其簡單、原始的居處分布相對集中，就組成了最原始的聚落。
隨著最後冰期(約1萬年前)的結束,由於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東南沿海大陸架被海水吞沒,導致生活在那裏的人群向內陸遷移，人類社會出現了壹次飛速的發展，這就是人類從舊石器時代跨入了新石器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在相對固定的土地上獲取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農耕與飼養，而且形成了從事不同專門勞動的人群：農民、牧人、獵人和漁夫。2001年,考古專家又對我們臨近的浦江上山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8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遺存，並經確定屬於栽培稻範疇。農業的出現和人類歷史上第壹次勞動分工向人類提出了定居的要求，從而形成了各種類型的農村聚落。這種真正意義上的聚落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期，如距今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杭嘉湖平原上的馬家浜文化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期的早中期和母系氏族社會的中晚期，這些遺址是最典型的早期聚落的遺址。在這些遺址裏以母系血緣關系為紐帶，同壹氏族有共同的血緣，崇拜共同的祖先。由於婦女是原始農業及家畜飼養的發明者，且在生產和經濟生活中、在社會上受到尊敬，她們取得主導地位和支配地位。這時的聚落或村落以母系血緣為主線，串聯壹起。這個時候，壹個村落就是壹個氏族。
大約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進壹步發展，男子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大，社會中心發生偏移，男子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等主要的生產部門中逐漸占據主導的地位，於是母權制自然過渡為父權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漸形成了。在父系氏族社會中，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成果的有所剩余，壹些人能夠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並利用已占有的勞動財富役使他人，於是，貧富現象出現，私有財產開始萌芽。貧富懸殊的變化是階級產生的基礎，到父系氏族社會的後期，氏族社會開始走向瓦解，階級社會開始出現。從而推動了又壹次大規模的社會勞動分工——手工業、商業與農牧業的分離。手工匠人和商人尋找適當的地點集中居住，以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換；同時，由於私有財產的出現，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免遭外敵侵占，便產生了築城而居的需求。於是以非農業經濟活動為主並兼有防衛功能的城鎮形成，距今四五千年前余杭良諸文化臺城，就是典型代表。而在農村，1997年，考古學家對遂昌縣城西12公裏的好川村遺址進行發掘，清理墓葬80處，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等計1000多件。經專家鑒定，屬於良諸文化晚期，屬新石器時期的末期，下限至夏末商初，約距今4200~3700年。我縣古市鎮筏鋪村陰崗山坡地，北臨松陰溪，曾出土大量石鏃、石斧、三孔石鉞、石環、石刀等新石器時代的生產工具及生活用具。石器磨制光潔呈灰黑色，石質細膩堅韌。石鏃雙面刃，石斧和石鉞兩面鉆孔，出土的文物證明新石器時代當時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情況。在水南街道瓦窯頭村營盤背山坡，曾出土新石器時代柳葉形石鏃和圓柱形石錐，還有大量席紋、網紋等紋飾的商代印紋陶片；與其同時期的還有位於葉村鄉河頭村占安山坡地，曾出土新石器時代石鏃和商代印紋硬陶的器物碎片，石鏃石質細膩，器形較小，呈柳葉形，制作規整，雙面磨制。印紋硬陶的坯泥含有少量的雜質和砂粒，燒成溫度較高，通體拍打回紋、米篩紋、麻布紋、曲折紋等紋飾；出土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證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代時期已有先民在此居住。這些村落主要分布有溪流經過的丘陵崗地上，從這壹點可清楚地看出，當時的人們在村落的選址上已懂得近水以利用水卻又能避免水害的道理。
在新石器時代乃至夏商周春秋戰國時期，海侵對浙江沿海平原的影響仍然很大。浙江沿海平原或成為壹片淺海，或成為潮汐直薄的湖沼平原，不利於聚落的形成與發展。而在浙江的會稽山、金衢盆地、松古盆地等山地、丘陵、盆地，海拔相對較高，海侵無法深入，自然條件相對優越。這裏擁有豐富的森林和動物資源，山間盆地和河谷地帶有平坦的土地資源可供刀耕火種，因此，越部族的原始村落首先就在這裏形成。可以說，我們松陽等地的村落可能是浙江村落的起源地。《吳越春秋》就記載說，在公元前6世紀以前，越部族主要是在山地和山間盆地從事遷徒農業和狩獵業，用《吳越春秋》卷四《闔閭內傳》的話說就是“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像這樣的越部族中心聚落，直到劉宋時期還有遺跡可尋。南朝宋的孔令符在《會稽記》中就記載說：“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此外，像《國語·越語上》記載越國四境時提到的姑蔑、句無，都應當是越族在浙西南山區及山間盆地建立的大型村落。20世紀80年代，在我縣水南街道塘寮村南側的屋後山，零星出土了商代印紋硬陶片和西周時期原始瓷豆等文物。在新興鎮大石村西首的小山坡，陸續出土大量商代印紋硬陶罐、壺、盒以及西周時期造型各異的原始瓷豆、罐、尊等文物。其實，當時松古盆地、河谷小平原以及山區的第四紀夷平面上，都是越先民建立村落的理想地點，都可能建立越族人的村落，只是疏於記載罷了。
二、松陽古村落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而且也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化的重要時期。由於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迅速提高，井田制瓦解，出現了郡縣制的生產方式，形成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出現了獨立經營的手工業者和商人。由於王室衰微，“征伐自諸侯”，世卿世祿制被軍功制取代。以分封制、宗法制為主要內容的奴隸社會政治制度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取代。“華夷”觀念削弱，華夏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在征伐和生產中逐漸開始了融合。諸侯國在爭霸稱雄的戰爭中，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推行改革，富國強兵，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帝制因素的成長，促進了新舊體制的更替過程；大國在爭霸戰爭中相互兼並，實現了區域性的局部統壹，加快了全國統壹的步伐；打破了列國舊的分野，各民族頻繁遷徒和交往，推進了文化融合的進程。
這個時期，松陽屬於越國，松陽的先民被越王征召北伐西戰，隨越王爭雄稱霸，有戰勝的喜悅，也有戰敗的屈辱；以及楚漢的入侵而亡國。居住在松古盆地的越族先民，或遷移或與外族融合。
公元前222年，剛在南方滅楚的秦大軍，又乘勝降服了越君，設置會稽郡，松陽隸屬之。秦統壹六國以後，為了防止六國貴族依持宗族“死灰復燃”，強迫他們遷徒到鹹陽，要他們看護皇陵，或者遷徒於西南邊遠地區，壹些平民也同時被迫遷徒，叫做“遷虜”，做開礦、開鹽井等苦役。此時，我們松陽壹帶相對北方華夏文明來說，還是“南蠻東夷”，人民“紋身斷發”，操著“鴃語之舌”，且男女大防不嚴。秦始皇壹方面在會稽刻石留銘，鞭笞當地盛行的淫泆之風；另壹方面，“發會稽適戌卒，治陵道”，強制移民。壹部分外族越民，到海上抵制秦的統治，後來他們到了日本、東南亞；大部分的內族越民，卻與夏漢民族融合。北方的先進工具、技術促進我們這裏的經濟發展。
秦始皇統壹全國後，推行郡縣制。設36郡，72縣。縣以下設鄉，鄉下設裏，裏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也就是後來的村。裏有裏典，後代稱裏正、裏魁，以“豪帥”即強有力者為之。裏中設置嚴密的什伍戶籍組織，以便支派差役，收納賦稅。並規定互相監督告奸，壹人犯罪，鄰裏連坐。此時的村落，社會功能更加明顯。
秦末，越王勾踐裔孫鄒搖率越人參與亡秦之戰，後搖又輔佐劉邦擊潰項羽。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立搖為東甌王。漢景帝時(前154)，吳王劉濞為首的宗室七王起兵反叛，派人結盟閩越、東甌。後“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漢將周亞夫擊敗吳、楚軍後，東甌王乃乘機殺濞於丹徒。吳王濞的兒子出逃閩越國“常勸閩越擊東甌”。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閩越發兵圍攻東甌，東甌食盡，向武帝求救。漢中大夫莊助發會稽兵，閩越撤兵遠去。東甌王恐閩越再攻，故“請舉國徒中國，乃率其四萬余人眾處江淮之間，處廬江郡”。廬江郡為今安徽省舒城壹帶。松古盆地的百越人民，有的跟隨遷徒大軍北遷，有的躲避到山區，成為“山越”；使原已初具文明的浙西南區域經濟和社會遭受嚴重損失，松古盆地又成蕭條冷落的窮鄉僻壤。不久，楚漢族再次湧入，北方漢民族南遷，他們大多在交通要道生產、生活；接著，部分“山越”民眾回遷至平原地區，並進壹步與漢民族融合。這時，松陽區域出現了許多名門望族。有文獻記載的有：勞姓、豐姓、瞿姓、庫(she)姓、公姓、壺姓等大姓，他們居住在古市片，松陰溪兩岸的丘陵、平原地帶。當時的松陰溪比現在靠北，松陽村落最中心的地方應是卯山的四周。後來，他們中的壹支或多支成為“松陽郡”。而古越族，只留下大石懸棺和壹些古老的習俗罷了。
東漢末年，北方諸侯割據，農民暴動此起彼伏，松陽偏居東南壹偶，相對安穩，中原的大戶為避戰禍，舉族南遷，有的連同村民壹同遷入松陽。其中，最顯著的有葉姓壹族。東漢建安初年，葉姓江南始祖葉望帶著家人輾轉山東、江蘇，落腳松陽的卯山腳下。葉姓的祖先是沈諸梁，春秋末期楚國軍事家、政治家。大夫沈尹戌之子，封地在葉邑(今河南葉縣南舊城)，史稱葉公。早在公元前476年，為報復越王勾踐侵楚，曾領兵攻打東夷，到過松陽這壹帶，其裔孫回來到松陽繁衍、發跡，也許是歷史的巧合。生活在松陽的越族土著人與漢民族更加融合，以至完全被同化。
漢時的行政機構沿襲秦朝，縣下設鄉、亭、裏。西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時，析鄞縣南部的回浦鄉，設立回浦縣，屬會稽郡。並將東甌地劃入回浦，所轄之地相當於今臺州、溫州、處州及福建北部的壹部分，松陽屬之。漢光武帝建武年間(25-26)改回浦為章安縣。松陽當時是章安的壹個鄉，旌義鄉；松陽有古地名“三裏亭”、“懷德裏”等等。
占據江東的孫氏政權，出於多方因素，特別是為了後方的穩定和兵員的招募，於公元199年在章安西鄉旌義鄉建立縣級行政機構松陽縣。當時的松陽縣境東至縉雲山“大洋”，北與永康相接，西與“太末”縣(龍遊)為臨，南伸“永寧”(溫州)之地；區域之廣，覆蓋今天的麗水、金華、溫州地區。然而，人口卻不多，總共不足萬戶。這壹點可以從公元203年，松陽長丁蕃不服原永寧長賀齊指揮被殺可知，按照秦漢規定，萬戶以上者設令(縣令)，萬戶以下者設長(縣長)。人口雖不多，但當時的縣治旌義(古市片，以赤壽半古月、葉川頭、梧桐口為中心)卻成為浙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中心。同時，松陽雖然從臨海郡章安析出，卻不屬於臨海管轄，而是屬於東吳孫氏中央政權直轄，主要原因是便於孫氏政權組織兵源，征集“山越”、楚漢人民北抵曹魏、西抗劉蜀。當吳政權穩定以後，江南地區有個相對的發展時期。
歷史上，還有三次大的移民，對松陽人口的增添、村落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壹次是兩晉之間的“永嘉之難”即“五胡亂華”。三國後，西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統壹全國，但只維持了11年的統壹局面，就發生了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西晉末年北邊眾多遊牧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期間衰弱之際陸續建立非漢族國家而造成與南方漢人政權對峙的時期。“五胡”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的遊牧部落聯盟。百余年間，北方各族及漢人在華北地區建立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家，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五胡十六國。“五胡亂華”破壞了中原的政權和經濟架構，但也使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產生文化經濟交往。由於漢族避難從黃河流域大規模進入長江和珠江流域，史稱“永嘉南渡”或衣冠南渡，進壹步增進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與中原漢族的文化和經濟聯系。據統計，“五胡亂華”使華北地區人口在8年之內消失90%，所謂"十室九空"如是。317年晉湣帝被殺，士族王導、王敦等，扶植晉朝遠房宗室司馬睿，在建康登基，是為晉元帝，歷時52年的西晉滅亡，東晉開始。中原人民為躲避戰火紛紛大量的南遷，壹共有6次南遷高潮，累計合計遷入過百萬。北方的許多士族、大地主攜眷南逃，隨同南逃的還有他們的宗族、部曲、賓客等等，同鄉同裏的人也往往隨著大戶南逃，“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隨從壹戶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達到數萬之多。永嘉南渡又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壹次大規模南遷。“衣冠”代表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遷，這是中國首都遷至江南的開始。北方政權傾巢遷來，北方人民大量湧入，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壹次南北文化大融合。松陽的廖姓、賴姓、紀姓、項姓都是這個時期從中原輾轉南方各地，最後遷到松陽的。他們在松古盆地的樟溪、東角壟、十五裏、大路口等地落腳，繁衍生息，發展村落。據《姓氏考略》所載，最早的賴姓家族，居於古代潁川(今河南禹州)壹帶，為周武王之弟叔穎後裔。魏晉南北朝時，賴姓加入了為躲避紛亂由北方而南遷的隊伍之中，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均有賴姓足跡。據《賴氏族譜》所載，東晉有賴忠誠任虔州(今屬江西省)知府，後人賴光遷居松陽，到賴遇時，晉安帝親題“松陽郡”賜予賴遇，賴姓成為松陽壹大望族。永嘉南渡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北方。永嘉之亂後，中原世族南遷，將學術文化中心移於江南，這既使傳統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續、傳播，同時也促進了南北方文化的進壹步交流、融合，從而改變了當時江南地區的文化面貌和歷史進程。松陽的“勤讀傳世”遺風這時開始形成。現在的松陽方言，就是這個時期，北方士族的“普通話”，保持者上古之音。到了唐武德年間，松陽縣升為松州，州治還在古市，可以想象當時的繁華，州府周圍村落的昌盛，並創辦了浙西南第壹個官學。可那時災害不斷，松陰溪常常改道，水患頻仍。於是，在唐貞元間遷縣治至移風鄉紫金村，即現在的西屏。從此，松古盆地的東端，加快了人口的集聚，村落的發展。《貞觀八年天下姓望氏族譜》所記括州松陽郡，黃姓為四大姓之首。當時黃姓是松陽第壹大姓，所以也有“松陽郡”的，他們居住在松古盆地的各個村落裏。
第二次移民是在兩宋間。北宋重文輕武的政策使社會壹直潛伏著“積貧積弱”的危機，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原虎視眈眈。欽宗靖康二年(1127)，在金軍的強勢攻擊下，徽、欽二宗被俘，北宋覆亡，這就是“靖康之難”。康王趙構逃到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縣南)即位，後定都臨安(今杭州)。北方廣大淪陷區的人民不堪忍受金朝貴族的統治和民族壓迫，被迫舉族遷移，南方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大量尚未墾種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樂業的各地人民，大批王族、官員、士民湧向江南地區，歸於南宋。“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幾千萬人”，以至於“建炎(1127—1130)之後，江浙湘湖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到這時，隨著北方大量勞動力和先進墾殖技術的南遷，在風俗習慣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經濟上南強於北的局面完全確立。宋朝倡言文治，軍事上雖不及遼、金、西夏、蒙元，每戰輒北，文化事業卻極為發達。宋朝皇帝大多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宋代文臣之盛也勝於前朝。隨著宋室南渡，壹大批文人官僚階層內遷，文化事業發達，極大地提高了文化普及率，即使是偏僻鄉村，“雖牧兒婦，亦能口誦古人語言”。狀元沈晦來了，詠嘆松陽“為此桃花源，四塞無他虞”；張玉娘的“山之高，月之小，何皎皎”出世了。整個江南地區，人民不論男女老少，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洪姓祖先從南京到括蒼任太守，致仕後定居界首，因此，界首當初叫洪坦；王姓從閩至括蒼任刺史，後居住西屏市墈頭，避亂再遷楓坪根野(根下)；周姓、吳姓、楊姓、鄭姓、包姓、毛姓、孟姓等遷到松陽的烏弄、周安、曹竹、竹坌、橫樟、裏黃、內孟等山區。這樣，松陽區域範圍內，無任是松古盆地，還是四周中底山區，都布有村落。這個時期，也是松陽村落大發展時期。同時，大批官僚的南遷，擴置了許多州縣。民族中學上方不足千米，有個詹村，相傳，南宋時期是壹個府，在村邊有許多建築遺跡。周弄口的村名就是相傳有徐山府、後肖縣、周弄街之稱，因地處周弄街口得名。
第三次移民是在清初“削藩”前後和收歸臺灣。壹是耿精忠襲封福建靖南王後，縱令屬下奪農商之業，“以稅斂暴於閩”，縱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銀米”。許多百姓不堪重負，背井離鄉，遷往浙江、江西、江蘇等地。松陽的闕姓、畬民、林姓、許姓、傅姓、邱姓、曹姓、華姓等姓都是清初從福建遷到松陽的石倉源、南鄉山區、玉巖等地。另壹是耿精忠發動浙江、衢州之戰，耿藩軍隊多時達10萬人，1674年，耿部攻陷松陽縣城，至1676年被清軍平定。許多藩軍或出逃或受降，與當地女子婚配。增加了松陽的部分人口。1680年代，康熙為收歸臺灣，采取安撫、軍事並用。福建是戰爭前線，了防止臺灣鄭軍竄擾大陸，清朝在福建沿海重行“遷界”，強迫居民內遷十裏或二十裏，遍築界墻守望，斷絕內外交通，對鄭軍實行全面封鎖。部分福建先民背井離鄉遷到我們這壹帶。
之後，除了溫州的漕運人員、商人沿松陰溪兩岸埠頭落腳，新成立村落如溫州寮(橫溪)、靖居口等以及1963年新安江移民新形成10個村外，松陽的村落到清初，發展規模基本定型。
三、松陽古村落的現狀
松陽古村落形成、發展後，少有破壞。府誌稱：“松邑人崇信義，家置祭田，建造祠宇，兢兢乎有報本追遠之思焉”。壹般祖先的東西盡量保存下來，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變賣、毀壞。松陽俗語“男兒要敗蓋昔賣，女人要敗養雞賣”，將祖業變賣，會給人看不起，被當作敗家子。老壹輩松陽人認為人的壹生要做的事業有三件：蓋了昔，給家人有居住的地方；給兒子娶了媳婦；把老人送上山。其中把蓋昔當作最大的事業。因此，在松陽的解放前，古村落除了天災、兵燹、暴行外，很少有人為的破壞。
天災方面：雍正二年(1724)和道光二十六年(1846)城南善觀鋪兩次大火，北至太平坊，東至橫街、塔頭街，西至官儒路，南至十墈頭，兩旁店屋具焚。還有1955的大水，毀壞房屋1700多間，松古盆地中東段低窪村落受損嚴重。
兵燹方面：就是19世紀中葉1858年至1862年太平軍攻占松陽或途徑松陽與清軍遭遇，毀壞了部分村舍、縣城建築。
暴行方面：1942年5月22日，3架日機轟炸古市鎮對岸的廣因寺，砸死湘湖師範師生8人，炸毀千年古剎廣因寺，拉開了日軍“松陽作戰”序幕。7月25日，日軍原田旅團集駐龍遊縣溪口壹帶，虎視松陽。8月1日，原田旅團抵遂昌縣大馬埠後，分3路縱隊向松陽進犯。8月2日，古市鎮淪陷。同時，新歸屬原田旅團的奈良(731)支隊從麗水出發，侵入松陽， 8月3日，松陽縣城淪陷。至8月29日，日軍撤離松陽，日軍盤踞松陽28天，殺、傷、奸、搶、燒、擄、奪、毒，在松陽犯下滔天罪行，給松陽造成極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直接被殺，有姓名且死在松陽境內的有1551人。在毀壞、放火燒房方面的暴行有，8月1日，日軍為占領古市，日機向古市鎮投下燃燒彈6枚，燒毀該鎮三分之二房屋，合計440間。其中前街店鋪及店鋪後的民居154間，橫街店鋪及店鋪後的民居90間，下街店鋪及店鋪的民居12間，張家墻弄民居2幢，另外還有太保廟、東嶽宮、三殿、永寧觀等文物建築及其周圍房屋93間，鐘樓、社倉及周邊86間民房。3日，日軍原田混合旅團占領古市鎮僅壹天，就將主力2000余人派赴石倉源，搶占國民政府軍倉庫，搗毀迫擊炮、機關槍等武器彈藥，將守衛倉庫的4名保安隊員槍殺示眾，還強迫2000多名挑夫觀看。在石倉源石倉嶺，日軍與國民政府軍第二十壹師激戰三天三夜，不敵敗退。在敗退途中，日軍到處放火，燒毀下宅街、蔡宅、山邊、梨樹崗、倉源頭、內大陰、洋坑埠頭、上包等村房屋59幢，毀壞房屋55間。日軍盤踞松陽之初，即以機關團體為摧毀目標，於8月10日首次縱火焚燒縣城。8月18日，日軍又火燒英士大學借用的校址太保廟等地。8月28日，日軍撤出縣立初中時，又縱火焚燒校舍。幾經焚燒，松陽縣城處處滿目瘡痍。北面，從永慶鋪到太平坊壹帶鬧市，殘垣斷壁、壹片廢墟。南面，從潘祠到四柱亭壹帶鬧市，瓦礫堆堆、壹片焦土。縣政府、警察局、司法處、省農民銀行等處，被夷為平地。省農改所、省地方銀行、縣立初中等處，也部分被燒毀。太保廟、望松禪院、東嶽行宮等文物建築，毀於壹旦。城隍廟、孔廟等曾被日軍當馬廄使用。郭興隆等五六家著名煙行，也被付之壹炬。縣城內共有13個地塊被燒，共燒毀房屋34241m2，其中：燒毀店鋪170間計10379m2，燒毀機關、學校9所計6290m2，燒毀文物建築7處計5787m2，燒毀民宅221戶約10585m2，燒毀商行5家計1200m2。之前的8月26日，踞守新興鎮下源口據點的日軍開赴新處，與駐紮在破寮徐村後山的國民政府軍第七十九師壹部在杭坑橋對峙。上午10時，第七十九師壹部居高臨下，炮轟過橋日軍。被打得暈頭轉向的日軍在敗退中壹路燒殺，燒毀外石塘村房屋28幢，其中包括葉家祠堂和1幢有128根柱子的大房子，燒毀西源村房屋12幢，燒毀新安寮村房屋11幢。
日軍的暴行，給松陽人民帶來災難，也給松陽的古村落、古建築造成極大的損失。
解放後，1950年的土改，把地主的部分大房子沒收分析給貧雇農，之後內部格局分化；把宗祠寺廟收歸集體所有，大多後來成為糧食加工廠、養殖場，最後沒有人維修、管理，被改建，倒塌。1966年紅衛兵“破四舊”，精美的雕梁畫柱面目全非，寺觀廟宇的聖像難逃壹劫。不過對整個村落來說這只還是微觀的損傷。
古村落消失最快的是改革開放後，特別是21世紀頭十來年的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項目。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家綜合實力增強，老百姓生活水準提高，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經濟發展了，可是我們對文化的認識沒有跟上，對古村落文化的傳承沒有準備好。以至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把“牛腿”“雀替”“花窗”“門當”“戶對”“石雕”“磚雕”等等與文物販子換錢了。另外，農村的特別是山區的青壯年向像潮水般湧向深圳、珠海或滬杭甬等地“勞務輸出”，政府不僅鼓勵還要對鄉鎮村考核，許多村落成為空殼村，只有幾個留守老人和孩子。松陽的采松脂大軍、做室內裝修大軍、跑服裝鞋類大軍、還有搞小超市大軍，許多人賺了錢，他們就開始謀劃人生建房大事。有的到縣城買房，有的到中心鎮建房，有的還是在原居住的村落建房。到上個世紀末，農村還有把少量的建房指標分配到鄉鎮，由鄉鎮掌握農村建房情況。異地購建房的，老房屋失去主人，沒有了人間煙火，許多老房子很快漏雨、蟲蛀、倒塌。在當地建房的，壹般原拆原建，土木結構的老房子拆了，磚混結構的高層洋房豎起來了，鶴立雞群，但不協調，很紮眼。從此，古村落步調壹致的格局打破了，變得“五彩斑斕”。
21世紀以來，政府不僅壟斷了松古兩大城鎮的土地壹級市場，而且停止了農村少量的建房審批。富裕起來的農村老百姓想做“大事業”建房，沒了期盼，違章建築此起彼伏，屢拆屢建。對於山區，政府推出“下山脫貧”移民點，筏鋪、西坌等移民新村應運而生；暫時緩解了山區農民住房之需。但松古盆地的農村老百姓想到兩鎮購房，如此之高的房價，經濟能力承擔不了，且不適合他們居住要求。想在本地建房，卻何時能審批遙遙無期；這些老百姓有的幾代同屋，擠住在狹窄的平房裏，居住問題成了生活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於是，不管居住困難的，還是居住不困難有點錢或有點權的，蠢蠢欲動，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貓躲老鼠似的，開始遍地開花式的違章建房。為解決老百姓居住困難、扼住違章建房態勢以及消滅空心村和土地綜合利用，政府推出了“舊村改造”之舉。
2006年，松陽縣開始在西屏鎮北山村開展舊村改造試點工作；接著部分鄉村仿效。之後，政府出臺鼓勵舊村改造政策，成立舊村改造辦公室、督查室，召開壹系列的動員會、推進會，把舊村改造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到2011年10月，全縣舊村改造了195個村，拆除13681戶，面積達100余萬平方米。
所幸的是，松陽轟轟烈烈的舊村改造運動，壹方面，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整體推進。另壹方面，在舊村改造初始階段，許多有識之士就呼籲要保護古民居、古建築、古勝跡；致使在舊村改造政策中明確堅持“全面改造與重點保護”的原則，提出了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古村落、古民居、文化古跡，以及具有生態旅遊價值的村莊、古樹名木，則進行重點保護、修復、優化，實現舊村改造與歷史傳承、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的“多贏”。在執行過程中，雖有失偏頗，但多少有些制約作用。這樣，使松陽仍保留著壹批較為完整的古村落。
根據2012年浙江省農辦等《關於開展全省歷史文化村落普查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古村落分為古建築村落、自然生態村落、民俗風情村落三種類型。
古建築村落是指現存古民居、古祠堂、古戲臺、古牌坊、古橋、古道、古渠、古堰壩、古井泉、古街巷、古會館、古城堡、古塔、古寺廟等文物遺存比較豐富和集中，能較完整地反映某壹歷史時期的傳統風貌和地方特色，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村落。松陽最為典型的古建築村落當屬石倉歷史文化保護區，在整個石倉源，保存著清式古民居四十余座，它們體量碩大，氣勢恢宏，裝飾精美，保存完好。另外，界首村也屬古建築村落的代表，村中仍保留有禹王宮、宗祠、牌坊、拱門、古民居等建築，還有古井、古驛道、古窯址、古樹、古墓等等古要素。村內古建築墻基為卵石砌築，粉墻黛瓦，整體歷史風貌尚存。
自然生態村落是指村落保持良好的傳統格局，街巷體系完整，傳統公共設施利用率高，與生產生活保持密切聯系，整體風貌完整協調，格局體系中無突出不協調新建築；村落與周邊優美的自然山水環境或傳統的田園風光保有和諧共生的關系；以“天人合壹”理念為基礎，村落選址、布局、空間走向與山川地形相附會，村落建築與自然生態相和諧，農民生產生活與山水環境互為交融，自然生態環境、古樹名木以及古建築保護較好的村落。松陽縣自然環境良好，自然生態村落較多，兩鄉(安民、楓坪)兩鎮(玉巖、大東壩)兩都(三都、四都)尤為豐富。安民鄉安岱後村位於國家4A級景區箬寮原始林，風景得天獨厚，且紅色資源豐富；黃嶺根、後畬、大樹後等村有著綿延數百米的古樹群；金竹、小吉等村藏於深山，周圍茂林修竹環繞，泉水淙淙。這些自然生態村落選址、規劃、營造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定的歷史背景，村落與周邊環境能明顯體現選址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或歷史背景，有很高的科學、文化、歷史、考古價值。
民俗風情村落是指根據特定民間傳統，形成有系統的優秀的婚嫁、祭典、節慶、飲食、風物、戲曲、工藝等習俗和禮儀，傳統宗族文化、民俗文化及農耕文化等延續至今，並有完整的民俗活動場所的村落。民俗風情村落除了小竹溪村以擺祭聞名外，還有高亭村的迎神賽會、山邊村的山邊馬燈、後塘村的畬族山歌、周安村的松陽高腔等等。這些村落活態傳承良好，具有傳承活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儀式、傳承人、材料、工藝以及其他實踐活動等與村落及其周邊環境的依存程度密切。
另外，松陽保存下來的古村落，根據其所處的地形，主要可以分為平原村落和山地村落兩個類型。平原村落多逐水而居，或臨近松陰溪及其支流，或人工開渠引水入村。這些村落的建築風格，土墻黑瓦，座北朝南，是北方夏漢民族南遷帶來“四合院式”並吸收我們原來土著越族“桿欄式”建築風格的壹種江南普遍的建築；這種圍屋的建築方法和形式，是中原華夏族的民居、莊園和府第建築藝術的生動再現和匠心傳承，在中原地區已經失傳或淡化了的壹些文明傳統，仍然鮮活地存在於我們松陽的古村落中。山地村落出於戰時遷徒或避世的初衷，先祖們選址往往中意偏僻之處、險要之所，但也多在水源附近，壹般選址於向陽的坡面或谷地，風格更偏向我們原來土著的桿欄式、懸空式建築，與現在兩廣、雲貴少數民族還有居住的竹樓等建築相似。
根據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以及根據省農辦等部署的古村落普查的精神，普查結果，松陽現存70個古村落(片)。其中，有石倉、界首、山下陽、橫樟、靖居、吳弄、周山頭、楊家堂等8個中國傳統村落(片)，有界首、山下陽、橫樟、靖居、吳弄等5個省級歷史文化名村，有象溪壹村、安岱後、楊家堂等3個省級壹般歷史文化村落，有玉巖、黃嶺根、西坑等17個縣級歷史文化名村；還有山下陽、西坑等2個鄉村風情特色村及44個布局獨特、環境優美、特色顯著的古村落。無論是中國傳統村落，還是省級歷史文化名村，松陽是麗水市最多的，也是浙江省最多的，在華東地區名列前茅。
四、松陽古村落的歷史人文價值
村落是人類的搖籃，是人類文明的根脈，是中華民族民眾心底的情懷，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精粹，也是松陽田園生活的守望地；千百年來，松陽人民在這個載體中孕育、生存、長大。中國作協副主席馮驥才說，中國最大的物質遺產是萬裏長城，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春節，而最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古村落；古村落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文化遺產，其價值不比萬裏長城低，“萬裏長城是壹條線，古村落遍布中國”。
松陽早期的村落格局或毀於建築的自身壽命，或毀於天災，或毀於兵燹或暴行。現在保留下來的村落絕對多數是明清風格；但都能薪火相傳，基本上在原來的村落的基礎延續下來，繼承上代的建築風格。這些古村落是久經歷史風雨得以幸存的傳統文化瑰寶，是不可再生的特殊文化資源。它們有4個歷史文化特征：壹是具有悠久的歷史，並且至今仍被村落記憶著；二是有比較完整的村貌、街道、橋梁，甚至廟宇、戲臺、水井等鄉土建築的物質文化遺存；三是有比較深厚的非物質文化遺存，即漫長的農耕社會裏村落中代代相傳的生活文化；四是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獨特性、不可替代性。所以，松陽70個值得保護的古村落是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甚至還包括自然遺產的綜合集成，精致巧妙地保存了松陽人民悠久的農耕社會中世世代代積累的生存智慧、生活理想與生生不息的生命軌跡。
松陽古村落的歷史文化非常豐富，包涵了村落的歷史淵源、民居特色、文物古跡、古樹木、民俗風情、革命鬥爭、傳聞軼事、自然環境等等，涉及面非常之廣，歷史人文價值非常之高，反映了松陽農耕社會的本質和人民的哲理觀、宗法觀、環境觀和審美觀。
松陽古村落反映了依賴自然、亦農亦居的農耕社會本質。松古盆地內的古村落或接近水源或與生產地有機聯系壹起；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對全縣較大村莊普查時，全縣共1101個村莊，帶水、溪、坑、塘、淵、源、湖、泉等的，有191個，占17.35%；而其他地區壹般選擇背山面水的地方建立村莊，全縣帶山、崗、嶺、塢、壟等的，有167個村，占15.17%。這些村落，規模小，有“四家頭”、“八家頭”的；且分布分散，在丘陵地區和山區表現的更為明顯，每戶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自己的耕地而分散建宅，數個農田或山丘緊密結合在壹起構成壹個村落。松古盆地土地肥沃，水網密布，氣候潤物，交通便捷，素為“處州糧倉”，享有“松陽熟、處州足”美譽。千百年來，松陽人民構建了以土地為基礎的人生本位，珍惜土地、視土地為生命，以土地為求生載體。府誌稱松邑人“精耕傳家，戀土重遷”，造就了“以農立國”、“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農耕社會體制。
松陽的古村落反映了以人為本、尊重人性的哲學思想。孔子的“未能知生，焉能知死”(《論語·先進》)、莊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都強調以人為本，肯定人的個體價值，強調人性尊嚴。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本主義不是脫離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是脫離社會群體的個人中心主義，而是儒家“道德的人本主義”與道家“非道德的人本主義”的融合互補，是天人合壹、群己和諧的人本主義，表現了突出的以人為本的實用理性精神。松陽的古村落，周邊環境保持良好，與村落和諧共生，村落與周邊優美的自然山水環境或傳統的田園風光保有和諧共生的關系。這種與周邊環境和諧相處的選址理念，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或歷史背景，具有很高的科學、文化、歷史、考古價值。集中壹點，人類不是排斥環境，唯“人”獨尊。同時，松陽的壹些古村落，街巷體系完整，傳統公共設施利用率高，與生產生活保持密切聯系，整體風貌完整協調，格局體系無突兀建築；地主、殷實人家也好，普通、平民人家也好，壹般在體量占地面積的區別，而高度方面相差無幾。使己與群和諧統壹。
松陽的古村落反映了以家族為紐帶、血統為脈絡的宗法社會。血緣關系是影響村落形成的主要因素之壹，早在原始禮會，人類就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壹種聚族而居的村落雛形。壹個家族棲息在壹塊土地上，世世代代地繁衍生長，為求得自身的安全與發展，還必須團結壹致以抵禦可能來自外族的侵襲。家族內部凝聚力日益增強，聚族而居的規模隨之而擴大，形成壹個個村落。松陽1101個村莊中，以姓命名的村、莊、家等的有65個，姓與“田、山、坑、嶺”等結合的有93個，兩者總共158個村莊。後來人群過多集中，村落過分龐大，宗族內部不可避免地產生矛盾，致使宗旅聚落發展到壹定規模便會走向分裂，又產生新的村落，松陽有5個林家(村)、5個李家(莊)。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觀念至今在鄉村中還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些古村落以宗祠為核心，凡祭祖、訴訟、喜慶等宗族中人事均在這裏舉行，宗祠成為村民心目中的政治、文化和精神上的中心。同時，與祠堂相應的宗族社會組織的控制工具還有族譜。據上個世紀90年代普查，全縣有86個姓尚存族譜。壹般來說，族譜中出現的人名可能記載了他們在世間親屬組織和社會地位中所占有的位置，那些違反社區道德的人們可能被排除在族譜之外已經記載的也要除名。因此，纂修族譜，是維系宗族血緣關系、敘述昭穆秩序的壹個重要的工具。
松陽的古村落反映了尊重自然、天人合壹的和諧環境理念。松陽古村落，作為壹種傳統的人類聚居空間，受東方哲學關於“物我為壹”(道家)、“天人合壹”(儒家)等思想觀念的影響，而表現出獨特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聚居空間特點。松陽古村落的環境都是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究其原因：依山傍水是為了生產生活方便；更重要的因為松陽是傳統的農耕社會，水利是農業生產的命脈，家畜、農作物都要依賴水源才能生存。便利的取水環境是村莊選址必須考慮的。從考古成果上看，松陽的古村落從新石器時期開始，壹般都建立在海拔100-120米的高度。這個高度與松陰溪海拔息息相關。選擇這個海拔建村，既方便取水灌溉，又可以有效避免水澇災害。同時，我們祖先認為大地是壹個有機的自然整體，人必須融於自然，與自然同生同息，大地山河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空間，並“以山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發，以煙雲為神采”。在1958年前的松古盆地上的村落，四周種滿楓樹、柳樹、樟樹等等風水樹，這些樹遮天蔽日，老的有幾百年的樹齡，有的成精被認“娘”。我們流傳著看那個村是否好“種咥”，看那個村是否是裸露的；因此村村大樹成蔭，1958年全民大辦鋼鐵，這些風水樹被砍去燒炭煉鐵去了。山區的古村落大多是坐北朝南，村後有壹座挺拔的“靠山”，左右兩邊則有高度相對低壹點的小山，村前壹般都有壹條小溪環抱。叫“左青龍(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這種布局是有其地理上和生產上意義的。這些位置陰陽交錯，藏風納氣。松陽地處北半球亞熱帶季風氣候，冬冷夏熱，四季分明。選擇坐北朝南、背靠大山，在背風壹面造房子，可以有效保暖保溫、防止北風直吹。東西兩個方向有小山也是同樣的道理，東西風比較幹燥，只有南風溫暖濕潤，可以帶來降水，有利於農業生產。並且，山區的村落大多隱淹於青山綠水之中，給人壹種“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壹村”的感覺。
松陽的古村落反映了特色鮮明、內容豐富的耕讀民俗文化。古村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信息，被譽為經典的民間文化生態“博物館”、鄉村歷史文化“活化石”。松陽作為浙西南建置最早的縣份，也是吳越文化的發祥地之壹，千百年來形成了異常濃厚、豐富而有鮮明特色的耕讀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壹個地方相沿積次成習的文化現象，它普遍存在於人民生活當中，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它主要是通過口頭傳授的生活方式的影響而壹代代傳承下來，包括民間口頭文學、民間信仰和風俗、民間流傳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質生活習俗、民間禮俗，以及歲月風俗、婚喪禮儀、娛樂遊戲、道德規範等各方面的文化內容，至今到人們的節慶活動、風俗習慣、飲食、服飾、婚喪嫁娶、生活方式等等，還有重要的影響。比如松陽人，壹年到頭的歲時節令，無壹不與農耕相關聯。正月初壹的早餐，松俗喝羹，講究節儉；大年卅，小孩入睡了，家長還要撒把谷到廚房的墻腳飼老鼠，讓它來年少糟蹋農田的糧食。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壹生，滿月抓鬮，或仕或醫或耕；死後又落土為安。在村落的村頭村尾立有社公、土地，社日、年節，村民祭祀，祈求風調雨順。無論大小體量的房屋，在大門的上首面(左面)的，留有犬宭。壹方面大兒子住有犬宭的大面，講究長幼有別的倫理；另壹方面，方便禽畜出入，反映雞犬相聞的田園生活。無論是平原還是山區，只要有溪、坑、澗，常常建有禹王廟(大王廟)歌頌大禹治水的功德，同時，祈求大禹保壹方水土的平安。還有，周安的高腔、竹溪的排祭、道惠的夫人戲、小吉的草獅等等娛樂遊戲，各具地方特色。人們說，古村落是“民俗民情的生動符號”，“民俗文化的策源地”。
松陽的古村落反映了返璞歸真、雅俗共賞的審美情趣。中國古建築的泰鬥梁思成先生認為，中國古建築中，最顯著、最重要、莊重無比、美麗無比的部分是屋頂。按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規定，普通老百姓的民居只能用青瓦，不能用琉璃瓦。所以，松陽的古村落都是清壹色的青瓦。瓦坡的曲面、翼狀起伏的檐角，檐前部的“飛椽“和承托出翹的鬥拱，給古建築無可比擬的特殊風格和姿態。松陽古村落的建築又是密集的，民居毗連，建築多用木材，為防火，山墻采用馬頭墻形式。馬頭墻隨屋頂的坡度梯級變化，即可防火，又能豐富建築的高低層次感。加上，黃墻或白粉，形成獨特的風格。它們除實用外，還包含吉祥、鎮宅、防火的寓意。壹般的民居室內裝飾簡單、樸實；祠堂、寺廟、大戶人家的建築恢宏，畫梁雕柱、巧奪天工。但所雕之物，無非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梅蘭竹菊、蟲鳥禽獸，或者福祿壽喜。另外，不管是平原還是山區，松陽的老百姓或在“天井”或在房前屋後栽有蘭花，外人很難理解松陽人對蘭花的情結。所有這些都體現松陽人民返璞歸真、崇尚自然，又雅俗共賞的審美情趣；反映了松陽人民“耕可致富，讀可榮身”的人生理念。
五、松陽古村落的保護
在我國，古村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信息。在農耕時期，全國有幾百萬座村落，每壹座都是壹部裝載厚重歷史的典籍。馮驥才說“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在農村，文化的根在農村”。“傳統村落是農耕文明最小的社區單位，也是農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遺產。中華文明最遙遠綿長的根也在村落裏，中華文化的燦爛性、多樣性、地域性、創造性在村落裏有著生動體現。比如說大量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關系，甚至是發源地。幾千年來，人們在村落裏生產、生活，留下了大量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古村落作為農耕文明演繹變遷的見證，這是祖先饋贈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得以流傳的血脈以及給我們留下美好記憶的精神家園。保護古村落,就是保存中國農業社會的文明史,保住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古村落的價值，特別是歷史人文價值不言自喻。
同時，由於人們對古村落保護的認識不到位、保護與發展關系沒有協調好、以及城鎮化、新農村建設、舊村改造的進程加快而保護原有的精神家園的思想沒有準備好，致使古村落急劇消亡。據馮驥才介紹，2000年，中國共有371萬個自然村，到了2010年，我們的自然村就剩下263萬個了。10年銳減了90萬個村落，平均每天消減80到100個村落，這個數字非常緊迫。目前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築、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還剩下2000至3000千個，而2005年這個數據是5000個。而我們松陽，本世紀頭11年的新農村建設和舊村改造、下山移民的項目，僅行政村就改造了195個村，占城區和古市鎮區域外的行政村的50%以上。
因此，人們對古村落的認識即價值大、消亡快，應該保護等，已達成普遍共識；但如何保護，仍然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
文物遺存是古村落的重要載體。文物遺產包括古民居、古祠堂、古戲臺、古牌坊、古橋、古道、古渠、古堰壩、古井泉、古街巷、古會館、古城堡、古塔、古寺廟，傳統街巷及兩側古建築，義莊、會館、古驛站、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及近現代重要史跡、優秀建築，以及地貌遺跡，古樹名木等等。它們是古村落的外在形式，是古村落的重要載體。古村落的四個標準中，就有壹定的歷史(壹般要在清朝時期)、文物遺產豐富且完整等兩個方面的要求。沒有文物遺產，就談不上什麽古村落了。21世紀的頭十來年，松陽古村落在急劇消失，究其原因：壹是新農村建設的“舊村改造”運動，二是城鎮化失速。另外，大量山區壯青年外出務工，許多古老村落慢慢變得空巢化，只有少數老人和留守兒童在家看家護院，他們對老房子管理、看護不力，也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消亡。壹個地方的文物遺產，都具有地域性、唯壹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復制性。壹旦消亡，就永久性消亡，並附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壹同消亡，花多少錢修出來的都不是古村落。因此，保護古村落，首要的就是保護文物遺產。
對於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牌坊、祠堂、廟宇、古塔、古堰壩、古井、泉等歷史建築，由於量少，且尚有使用功能和觀賞價值，所以對它們進行保護的共識容易形成，而大量傳統民居的保護卻是我們面臨的難題。因為眾多的傳統民居構成了古村落的主要形態，如果這些傳統民居都被拆除改建為新民居，古村落就沒有了古味。現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文化村落，仍然或多或少有人在其中居住，這就面臨著傳統形式如何適應現代生活的問題。少數具有典型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我們要原真性保存，但是把所有的傳統建築都維持現狀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歷史文化村落中多數建築都是比較普通的民居，它是構成歷史文化村落整體風貌的重要元素，必須保護；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也要進行原真性的保護。我們可以在保持建築外部形態的前提下，對內部空間進行適當改造，包括結構、給排水等，改善居住條件，這樣方能保證歷史文化村落的生命力。當然，我們也要警惕和防止保護性拆除和維修性拆除之類的建設性破壞現象。另外，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工作形態、環境在不斷變化，舊村落的形態、環境也隨之發生改變。改革開放初期階段，根據松陽的老習慣，除個別村民原地改造祖屋外，多數村民不願意拆除祖屋，他們到古村附近的宅基地建新房，建築材料和建築結構都與傳統民居差別很大。如用紅磚而不用青磚，用鋼筋混凝土而不用土木結構，用平屋頂而不用坡屋頂，建三層而不建壹層，這些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很可惜，這在農村民居形態轉型時沒有得到合理的統壹規劃和精心設計，使新民居留下很多遺憾，使古村落得不到健康的發展。比如，楊家堂的壹兩棟現代建築，便使整個村莊失分不少。古村落歷史建築既要承傳中國幾千年的農耕社會文化，也要適應和體現現代社會的發展。古村落的可持續發展也是必然的趨勢，應通過努力，使古村落能處於優越於城鎮環境的田園風光中，再加上現代化的生活標準，令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羨慕和向往。在我國目前迅猛發展的城鎮化過程中，我們不要遺忘，不要丟棄：在希望的田野上伴隨著發展的古村落，這是人類最美滿的家園！
因此，古村落的保護不是去恢復古村，而是要想辦法讓還存在的東西“延年益壽”。對於文物遺產，要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壹，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原則，盡量做到“最低幹預”、“先保護，後開發”。當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盡可能地不要去碰它。
原居民是古村落的主體和靈魂。村落是中華民族民眾心底的情懷。千百年來，人類在這個載體中孕育、生存、長大。它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是人類永遠不能忘記的地方，是人類知識和文化的總和，它又是壹部生命的大書。同時，原居民是古村落的主體，是古村落構成要件中最活躍的要素。他們不僅生活在古村落裏，也在這裏生產，保護著古村落這壹歷史的遺產。他們是古村落文化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對於歷史建築，壹定要有它傳承的本體，就是原住民。只有這樣，建築才會鮮活起來，環境也才變得有趣。
但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加快以及農村不斷的產業調整和升級，大批古村落的原居民湧入城市或在中心鎮、村另建新房；同時，由於古村落基礎設施條件落後，存在生活、小孩上學、老人就醫等諸多不便，較多的原居民選擇了在外地工作、經商，或外出務工，或移居經濟發達地區，留守古村落的只有少數的老人，使原來人丁旺盛、雞犬相聞、生氣勃勃的古村落成為“空心”村。我縣三都的黃嶺根、周山頭等許多村莊都存在這種情況。我縣古村落的建築多為木質建築及土夯墻，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爛。建築物失去主人後，成為“空巢”，沒有人間煙火，沒有主人修補、照看，加速了老房子的老化、倒塌。壹個古村落，不少房子是空的，沒有原居民的生產、生活，就成為壹個空殼村，沒有了血肉和靈魂，這樣的古村落就沒有了生命。天津大學教授、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中心秘書長馬知遙指出“這些美麗的鄉村，這些費盡大力保存下來的鄉村是給誰準備的？不是給旁觀者，不是給過客，而是給實實在在生活在其中的人準備的。當村落中沒有了人，當村落中只是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孩子的時候，村落的靈魂就消失了，她的生命力也將逐漸消失”。
對於古村落保護，據馮驥才介紹，主要的形式為：壹是景點式，完全成為了壹個旅遊景點，如烏鎮，把原住民全部遷出，重新把它修得很漂亮，人進去到處可以照相。二是西塘的方式，保留原生態的生活方式，保留壹個活著的千年古鎮。人還照樣在那裏生活，不主張旅客大量來，妳願意來看就來看看。有人願意開點鋪面，來為妳們服務賺點錢，這跟歐洲的古鎮是壹樣。三是婺源的方式，是壹個景觀的方式，整體不做任何改動，但房子裏面的衛生間放大了，廚房放大了，本地居民要改建新房子了，必須按照圖紙設計方案，蓋出的房子，跟原有的其他房子基本風格壹致，還保留原來村落的氣質。四是麗江、大理模式，分區建設的方式，就是原來的古鎮不動，另建壹個新鎮區，妳不願意住老城區就到新城區去，跟巴黎、羅馬壹樣，老城新城分開。此外，還有博物館式保護的、旅遊利用式保護的、街區及院落保護的、集散為整保護的等等。
根據我們松陽的自身特點：平原地區，古村黃墻青磚黛瓦，小橋流水人家，萬畝綠茶飄香，人畜和諧相處；丘陵山區，古村掩映青山綠水間，藏風納氣、陰陽交錯，分布鱗次櫛比、錯落有致。整個松陽就是壹個大盆景，是個桃花源，壹派田園風光。古村落是這個大棋盤中的棋子，或黑或白。因此，無論是西塘式還是婺源式的，都適合我們松陽古村落保護的模式；且都保留了原居民這個古村落的主體和靈魂。老百姓悠然地在這裏生活，生活氣息濃郁；保留原居民是最好的保護古村落。
非物質文化是古村落的血液和命脈。如果說居民是村落的靈魂，那麽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村莊的血液。保護古村落是對古村落文化及其載體所構成的文化整體的保護，因為文化不能脫離其背景而存在，而且不同文化遺產是互為載體、密切相關的。美國露絲本尼迪克特說：“人們愈來愈感到，脫離了壹般背景，就無法理解文化的任何特性，那種把壹個文化整體視為單壹條件所控制的企圖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純粹人類地理學的、經濟學的，以及其他壹些形式主義的方法似乎也扭曲了整個畫面。”有學者提出“古建築不是脫離具體時空的空中樓閣，而是特定村落社區生活設施的壹部分，不僅與擁有它們的村民們的歷史息息相關，也與其現實生活密不可分”。古村落具有其特殊性，既是壹種文化遺產型村落，也是村民現實生活的社區，可以說是由古代留傳至今的壹個活的文化整合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每壹個文化要素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在古村落這壹文化整合系統中，每壹項文化遺產都是這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否則原文化系統將遭到破壞；同時也只有在這個系統中，每壹個文化因素才能發揮其特有的功能，也才能被“活態”地傳承。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保護古村落就是保護我們的“文化之根”、我們的“精神家園”，而不是壹個“文化空殼”。
聯合國相關規定認為，古村落保護的方向是“活態保護”。中國民協副主席曹保明指出，保護古村落要註意挖掘靜態美背後的“活態美”,“活態美”指的是古村落自身的生活情感和生活儀式,比如絕活和手藝。要挖掘古村落本身的儀式,這個儀式指的是古村落自己的節日,是除四大中國傳統節日以外的其他特色節日，都值得保護。古村落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就是它自己的節日,傳統節日才能使古村落真正活起來。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宋兆麟說：“村落文化本質上是壹種生活文化，對村落文化遺產真正的保護，最終應該立足於保護和傳承壹種生活方式。”
建築形體只是古村落的外在，如果只把目光盯在這些建築身上，而忽略了人文內涵的挖掘，古村落的真正保護將難以為繼。古村落是壹個完整的生命體，有自己的外形和內核、精神及靈魂。完整的古村落不僅包括民宅建築、橋梁、祠堂、古戲臺等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還應包括與之密切關聯的各種民俗、生產生活方式、婚喪嫁娶、民間信仰崇拜、民間藝術等口頭的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千百年來，在田園農耕背景下，松陽古村落形成了自己的民風民俗，如祭祀神農、大禹，祈福、求雨儀式；有關“青龍、白龍”的民間傳說；“月光佛兒”、“薄菜”等民間工藝，松陽高腔、月光調、鼓詞等民間藝術，以及“半夜出娘門”、“跳火”、“轉布袋”、“死人捏灰粽”等婚喪嫁娶習俗，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非遺”，目前只有在農村依然存在。
可以這樣說，理解古村落就可以理解中國文化的民族密碼和歷史細節，讀懂古村落就可以讀懂民間文化的百科全書。中國文化遺產的豐富性留存在古村落裏，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華閃爍在古村落裏，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散落在古村落裏，中國民間文化的獨特魅力匯聚在古村落裏，中華文化的根脈深紮在古村落裏。
因此，我們在保護古村落建築形體時，更要註重古村落人文內涵的挖掘，連同“活態”壹起保護。文化是古村落的血液和命脈。
自然實用是古村落的本性。每個古村落是壹個自然的社會單元，在當時的客觀條件和時代局限下，通過原居民生產、生活等活動，體現出他們的生存智慧和技巧，是物質與文化的綜合體，是民族民間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
現在普遍存在解釋的雷同化、簡單化，甚至不負責任地把旅遊解說詞當作史料引用，隨意編故事、編風靡各地的風水說、八卦說等。殊不知100年前，甚至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前，松陽這樣的山區小縣，由於地理環境的阻隔和交通不便，人們之間的交往和信息交流是很有限的，其外出的艱難程度遠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想象；加之鄉土社會具有的財富總量和其他資源都很有限，我們松陽人把蓋壹棟房子仍然作為人生壹大事業來做。所以，在建造新房子時，都要盡量儉省，少花錢多辦事。既要關照和體現壹些觀念的東西(譬如耕讀傳家、人生追求以及風水、八卦之類的東西)，做得盡可能體面，符合大傳統；同時更要講求實用，量力而行，所以要費很多的腦筋，最基本的辦法和原則就是“因地制宜”，根據本地的山勢、地形、水流，尊重和采用比較容易獲得的技術和材料，如工匠，本地的土、木、石等，這樣建成的東西就比較有地方傳統和特色。現在某些“專家”、“大師”不顧事實，嘩眾取寵，胡編亂造了許多有關村落及其建築的故事。而這些編造的故事傳達給我們的，除了令人惡心的庸俗，就是“似曾相識”的雷同。這些編造的故事根本不能吸引人，且勢必會破壞古村落的真正的歷史文化價值；同時他們也破壞了村落古建築本來所指的意義，給我們傳遞錯誤信息，不利於我們理解古村落的意義，從而也就與以理解古村落、促進文化積累與文化自覺的目的相違背。
我們的祖先，選擇某個地方落腳、繁衍生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首先是建房子、挖井泉、種植作物、修橋鋪路等等滿足生存需求；然後造宗祠祭祀、搭戲臺娛樂、建牌坊旌表等等滿足精神需求。他們這樣做，是再自然不過的。無論是壹個村落也好，壹個單體建築物也好，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思維，站在古代人的時代，過分解讀我們近代祖先的做法。我們的祖先是農民或地主，都視“土地”為“父母”，視角都帶“土”，我們不能用畫家、攝影師等“藝術家”的眼光去審視我們的古建築。壹句話，自然且實用是古村落的本性。
因此，保護古村落壹定要以挖掘本土文化和區域文化為基礎，而非從別處“拿來”。真正的開發保護要使得古村落的發展在自身的形態中展示背後的情感美、儀式美和文化美，而不是裝飾它、打造它，更要謹防過度開發。
馮驥才說，我們必須本著高度的文化自覺，以歷史的情懷、超前的眼光、長遠的規劃、持之以恒的決心，積極開展對古村落的保護，既註重對古村落的活態傳承，又防止過度的開發；既正確地面對歷史與現實，正確地處理經濟與文化，又正確地看待遺產與利益，正確地評判政績與公益，努力尋找出適合地方實情的古村落保護與發展的兩全之策。
最近(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對城鎮化工作提出的任務之壹，就是要求在城鎮建設時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壹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在促進城鄉壹體化發展中，要註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
總之，我們要通過科學的程序保護古村落，探索古村落保護與合理開發的規律，實現古村落的科學保護與發展；努力保護古村落的文化多樣性、個性和差異性，避免古村落文化開發的“泛文化”現象，使古村落保持自己的本性和自然個性；提倡以人的居住實現活態保護，註意防止古村落的博物館化、“文化空殼村”傾向；要在全面保護古村落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努力挖掘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杜絕和防範對古村落的過度開發，對不具備開發條件的，要原狀保留，以保持古村落的原生美感和生存能力，做到“活的傳承，死的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