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永定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98年12月)，作者赖守仁，原标题《永定两位中共中央委员之一——赖际发》
正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我们永定只出过两位中央委员：张鼎丞同志和赖际发同志。际发16岁参加革命，历经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主要在部队里工作；建国后，则一直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建材工业而鞠躬尽瘁。1982年七十三岁，病逝在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岗位上。他自20岁加入红军到与世长辞，只1959年回过永定老家一次，因此家乡人对他大多只闻其名而不甚熟悉。笔者却有幸在1977年和1981年，由于筹备永定暴动50周年暨红四军入闽5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筹建“永定革命纪念馆”，得以比较完整地接触到有关他的材料，又曾受县委指派，先后两次前往北京，到王府井人民路七条5号他的寓所里拜访，请他指教和帮助进行工作。不仅有机会细瞻他的风采；而且具体亲切地感受到他老人家睿智坚毅、淳厚朴实的品格，平易近人、热忱诚恳的作风。时隔十几二十载，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今年是永定暴动七十周年，不久前，《永定文史资料》编者约我写一篇文字介绍他——这位参加过暴动，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树立了殊助，却又为家乡人特别是年青人所不太熟知的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感到责无旁贷，因此尽管素不善文，仍然勉为其难。挂漏不当之处，还请际发同志亲属和熟识他的读者鉴谅和指正。
1、苦难的出身和闪光的革命经历
1910年10月9日，赖际发出生在永定县合溪乡汤湖村一个小村落——龙潭村里。他家是“佃农世家”，父亲赖锦标除租田耕种之外，还心灵手巧，吹得一口好喇叭。汤湖合溪远远近近，哪家有婚丧喜庆，需用奏乐班子，他就去当喇叭手，赚点钱补贴补贴。这“吹喇叭”，在旧社会被派在“下九流”。所谓“下九流”，即九类下贱的从业人。哪九类？有首歌谣唱道：“一流戏子（唱戏艺人）二流吹（吹喇叭和敲鼓艺人），三流剃头（理发匠）四阉鸡（阄割师傅），五牵猪牯（畜公猪专司配种的从业人员）六扛轿（轿夫），七削（削除脚研和鸡眼师傅）八捶(背按摩师傅）九‘乌龟’（从事色情业的人)”。这九种人社会地位最低，常常受人歧视和欺侮。赖锦标家庭贫困又属“下九流”，所以一直到30岁才娶亲，以后生下际发。际发长到9岁，母亲改嫁，从此由祖母抚养长大。这时还遇到一件麻烦事，际发想上学，却由于父亲是个吹鼓手，学校不准他入学，说“下九流”的子弟进学堂，岂不有辱孔夫子？后来，还是际发的好学感动了老师，并答应给学校帮打杂工，还帮老师带孩子，这才让他进了校门。此后几年，他便在家时干农活，在校时半工半读，付出比一般同学多几倍的勤苦，终于读完了小学。这年他15岁，虽然仍正当求学的年龄，却再不敢奢望升学。幸运的是，第二年，设在县城的永定师范学校迁到汤湖来了。其中有位教师吴仰文，是共产党员，在访贫问苦中认识了际发，有意加以培养，但鼓励和支持他考进了永定师范学校。入学后，他又结识了阮山、卢肇西等共产党员老师。在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下，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许多道理，这些理论知识跟他苦难的经历相结合，使他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迅速提高，不久，就跟着吴、阮、卢诸位老师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这时，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迅速发展。适应形势需要，吴仰文在永定师范发展共青团组织，1926年2月，际发首批入团。接着，闽西最早一个农村共青团支部——汤湖支部成立，他被选为书记。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克复永定，全县随之兴起革命高潮。他在汤湖一带积极发动父老兄弟，组织农民协会，还用巧计夺得一家土豪的两支长枪，一把短枪，开始建立农协武装。自此，在吴仰文、阮山等的指导下，带领汤湖青年和农民群众，开漫反对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取消捐杂龙等斗争。1926年初冬，永定、上杭等县国民党右派当局借口支援北伐增派巨额捐款，际发当即率领汤湖、调虞两地青年和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永定、上杭等县人民抵制这一捐款的运动，为运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在吴仰文、李立民的领导下，继续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利农民武装“铁血团”，准备武装暴动。1928年6、7月间，张鼎丞指挥的“永定紧动”爆发，际发立即和吴仰文、李立民一起组织“稔田暴动总指挥部”，并将汤湖的农协会员等革命群众按暴动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枕戈待旦”，候命举事。8月19日，张鼎丞等率领新改编成立的闽西红军第55、57两来到丰稔，吴仰文、李立民和际发等随即率领丰稔、官田、调虞、汤湖等十来个乡村农民举行“稔田暴动”。一支文手持丛标、鸟枪、土铳的队伍向丰稔市进发，所到之处，矛头直指地主豪绅，烧毁田契借据，杀猪分谷，收缴民团枪枝，随即迅速攻占丰稔市，枪决了几名民愤最大的土劣和民团头子，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数日后，即8月22日，国民党军郭风鸣部百余人纠集了逃亡团丁四百余人疯狂赶来反扑。暴动队伍主动转移，分敞到永定上杭边各山村坚持斗争。11月尾，际发的恩师、革命引路人吴仰文因叛徒告被，30日，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际发噙着满眶热泪发誓，一定要为恩师报仇。不久之后，他布置赤卫队员侦得叛徒行踪，随即机智地予以处决。同时，整顿汤湖一带的命组织和革命武装，把暴动之火重新燃旺起来。他参加了上杭东五区临时党团员代表大会，被选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后又担任书记、上杭县委委员。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解放了闽西，5月25日，红四军进入永定县城，际发和他的战友们在东门桥头热烈欢迎，第一次见到了毛委员、朱军长和陈毅等领导同志。27日，又参加了在南门坝举行的永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聆听了毛、朱的讲话。际发的革命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年12月，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际发投入了正规红军队伍。他历任红十二军第一O五团二营党代表，红十二军第一五团、红工十二军第一九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供给部部长兼后勤部部长，第二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红四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其间参加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战役，打过许多硬仗。1934年10月间，他担任红一方面军二师供给部部长兼作战后勤部部长。10月16日随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之后，胜利到达陕北。长征中，他一面紧张地行军、战斗，一面在这特别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筹措军需，保证部队供给，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敌后开辟太行分区根据地。历任一二九师民运部副部长、“秦赖”（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政治委员兼晋中军区政治委员会书记、第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主任、晋冀豫地区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和新编第十旅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等职，曾率部参加太行山区粉碎日寇“三路围剿”、“九路围攻”的多次战斗以及著名的百团大战，以其卓异表现，受到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赞扬：“政治坚定，勇敢积极，刻苦负责”。
1943年以后直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际发在军工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历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政委、晋察鲁豫边区政府工业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副部长、太原工业接管组组长兼工业系统总军事代表等职，致力于发展解放区军火工业。他转入军工战线，正当八路军军工部被康生的“抢救运动”搞得人心惶惶生产瘫痪的“危急之秋”。他毅然力纠康生造成的种种错误，迅速恢复了生产，首先保证了刘、邓大军在山西上党打第一仗，在峰乡打第二仗所需的弹药和武器补给，对解放长治，阻止敌人打通平汉铁路，起了很大作用。解放战争期间，军工大大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各个战区，陈毅、徐向前、邓子恢、李先念等首长纷纷致电嘉奖。朱德总司令赞扬和鼓励他说：“打下全中国，在功劳簿上给军工记一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任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和发展建筑工业的决定》，要求大力发展建筑材料和结构配件的工业，将重工业部的建筑材料工业局划出，另外成立建筑材料工业部，他被委任为该部第一任部长、部党组书记。1956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在会上作了《增加建筑材料新品种，满足国家经济建设日益发展的需要》的发言，受到党中央和与会代表的重视和支持。1958年3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建筑材料工业部、城市建设和建筑工程部合并为建筑工程部，他改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5年4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又决定将建工部分为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建筑工程部，他再度出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还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中央决定，国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建政治部合并，仍名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他留任副主任。1975年，国务院决定增设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也由他负责。总之，建国后他前后专任建材部部长7年，在重工业部和国家建委中主管建材工业23年，真正“三十年如一日”为我国建材工业的开拓和发展呕心沥血，竭智尽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的领导下，我国建材工业“白手起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头角峥嵘”，拥有14个专业，上千个品种，而且许多品种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他对革命和建设的诸多卓老贡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他先后被选为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2、坚强的党性
长期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锻造了际发坚强的党性——-他有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贞，是非爱僧分明，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始终坚持原则。这在日常工作中已表现得很明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显得突出。
“文革”一开始，际发即遭到林彪、“匹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接连被各个“造反派”揪斗，前后达数百次。先还是污蔑辱骂，后来则拳脚交加。有一次被揪斗到中南海大门前，两派轮番批斗，一连七天七夜没休息。其间，两派为争夺对他的“批斗权”，你拉我曳，竟把他两条胳膊拉扯得伤痕累累，肿痛不堪。不久，他的儿子赖纪锐又被扣上“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了秦城监狱。这一下儿子反过来株连老子，对际发的批斗随之升级，手段也越发残酷，几次三番将他从高高的台阶顶上推滚下来，或从高桌上打翻下去，还曾经将他困在西长安街六天六夜，不准回家。如此再三折磨，他终于患上严重的心脏病，生命旦夕不保。幸亏周总理得到消息，立刻打电话给两派造反组织，严令不得再行揪斗，并将他送进医院，才使他从死亡线上逃脱出来。可这时他已妻离子散，只剩下孤身一人留在北京。老伴鲁风早就被“放逐”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儿女们也被迫四处逃亡。处此凄苦逆境，有熟识的人便劝他给当时投靠林彪正在走红的吴法宪写封信，改善一下境遇。原来，土地革命期间在中央苏区，吴法宪曾给他当过警卫员。对这个“劝告”，他摇摇头婉谢说：“常言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不必了！”其实他心里，早就跟这个已成为林彪死党的老部下划清了界线，鄙夷不屑一顾了。还是凭着这股党性，即使被批斗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也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从不胡言乱语，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作一次违心的“检讨”，更不按林彪、四人帮的口径“检举揭发”别人。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总有一天会分清是半真伪，还历史本来面目。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他回到建材部主持工作。此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3、清廉无私，永远和群众打成一片，做人民的勤务员
际发长期在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大半生干的是军工、后勤、建材工业，经管无数财物，始终一尘不染。只知道“权”等于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奉献，从不晓得“权”与“私”有何联系。
1959年初，他去福建检查工作，想顺路回一趟阔别三十多年的老家看望暮年的继母和乡亲，便先向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请假，小平同志批准给他半个月的探亲假期。这是他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回老家，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先到福州，会见了省里的负责同志，听取了省建材局的汇报，接着到厦门视察了几家建材工厂，又到漳州考察了一个新建厂的厂址，圆满完成了此行公务，才上路回永定。
际发离京前，部里知道他要回老家，办公厅主任等有关负责同志便要他的秘书安文保买些适合的礼物带去，另外又交给文保2000元，嘱咐说：“赖部长是老革命，在老家，早年共事的老战友一定很多，健在的想来也还有一些；至于老亲老戚，邻里乡亲就更多了。那里是山区，生活还艰苦，遇到特别困难户，你要设法给点帮助。”又特别交代：“赖部长是个严守纪律的人，你得看情况灵活妥善处理。”这事不知怎么给际发觉察了，立刻来了气，对文保说：“好啊！当了部长，你们就让我用公家的钱周济朋友亲戚，让大家感谢我，多有面子多光彩啊！——这是给我抹黑，让我犯错误！亲友交往是私事，我工资里抽得出，我自己会安排。用公家的钱发救济，是民政部门的事。困难乡亲得到救济，该感谢党，感谢政府，个人绝不能利用任何机会抬高自己！”又说：“当了部长就搞特殊，这不是党的作风。你告诉办公厅主任，什么也不要买，什么也不要带。”
到福建后，省委得知他要回老家，当即派了几个公安人员陪同前往作保卫。他连声辞谢，解释说：“我参加革命后，经常出入白区，时时有生命危险，哪有什么保卫人员？还不是靠群众掩护，靠群众保卫？现在解放六七年了，回老家看望乡亲倒要保卫人员，这不等于端官架子，叫我脱离群众，疏远乡亲吗？”于是他只带了个秘书安文保回永定。先到城关，那时合溪汤湖还没通公路，县里也还没辆小车，县委便设法找了一匹马，备好鞍给他代步。他却要让安文保骑，说他没走惯山路。文保那里肯骑，结果谁也不骑，一同徒步爬山越岭，走了30余里，回到了汤湖龙潭村。
踏上陌生而又熟悉的家门，际发拜见了母亲，又与闻讯前来的乡亲们一一相见，接着回访了邻里亲友。大家一起回忆青少年时代的苦难和闹革命的往事，真有说不完的话。谈话间不免叙及他父亲和哥哥被敌人残杀的经过，他禁不住老泪纵横，悲愤难已。第二天就到村子后山父亲和哥哥的坟上去拜祭。这真是简朴到极点的祭礼。没有一点祭品，连一束野花也没供，只在坟前深深三鞠躬。离去前，安秘书不忍如此冷清，建议鸣枪致意。际发又生气了：“想耍什么威风？不打仗，放什么枪？”
以后几天，正值农忙插秧，他每天吃完早饭，就跟乡亲们一道下田。安文保怕他光脚下水田插秧会冻出病来，建议穿上水鞋。他指着身边的乡亲们回答：“你看谁穿鞋下田了？”随即把鞋一脱，裤脚一挽，抓起秧把，跨步到田里，像老农一样熟练地插起秧来。他一边插，一边跟大家聊家常，谈生产。国务院批准他半个月的假，他惦记着工作，只在家住了七天，却有五天是在本村和到邻近几个村子帮乡亲们插秧，在田头和乡亲们叙谈，了解大家的生活生产，帮大家出主意想点子，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永远跟群众在一起，永远不搞特殊。”这是际发给自己定下的铁的纪律。他也以此要求自己的亲属。他从不为私事不为老伴儿女去利用“关系”说情疏通。老伴鲁风1937年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为人口快心直，1957年却被错划为右派。际发本可以同鲁风所在单位国家计委的领导沟通一下，把情况说清楚，早日把问题解决，但他始终一言未发，让鲁风同志跟其他右派一样直到二十年之后的1978年，才获平反。大儿子赖纪锐在北京航空学院就要毕业了，眼看将要在祖国的航空事业中大展宏图。然而，“文革”一来，不仅未能飞上祖国蔚蓝的天空，反而被加上反对文革“旗手”，“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打下“地狱”，整整坐了160天的牢，受尽了百般折磨。儿子蒙了这么大的冤，吃了这么大的苦，际发1970年恢复工作后，也没像一些人那样，给儿子安排个好去处，过上舒坦日子“补偿补偿”，却让他独自回老家，跟乡亲们学种田，锻炼革命意志，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他对子女们只要求一样：“永远忠于党的事业，永远不忘记群众不忘记老区人民，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为人民勤恳服务！”
好儿子赖纪锐
上文说到际发的大儿子纪锐，父母家人、熟悉朋友都昵称他“锐锐”。他真可谓人如其名。从父亲那里传来的坚毅，在他身上化为愈挫愈奋的锐气。这锐气，文革的种种折磨，160天的牢狱之灾，也没把它摧掉半分。父亲让他回老家锻炼，他二话没说，背起背包就走。这一去，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也带动了他的老家日后“旧貌换新颜”。
纪锐到老家汤湖龙潭后，遵从父亲的教导，不“镀金”，不要花拳绣腿，一头扎入劳动群众之中，先学做一名地道的农民。不长一段时间，犁耙田、整地、插秧、耘田施肥、收割……耕作的“十八般武艺”，样样上了路数。他尊敬长辈，跟年纪相若的乡亲们亲热得就如兄弟姐妹，大家都说他看不出一点高干子弟和大学生的样子。当然，他跟乡亲们也有点不一样，他有较丰富的文化知识，思想理论水平也较高，搞工作办法多，成绩出色，成了深受群众爱戴的“领头人”，被吸收人党，选为社队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甩开手脚大干，在改革开放中才华横溢，先后被任为永定县城关、合溪等公社的副书记、书记，后又提为福清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林业厅厅长。以后转任省中间贸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被永定人民选举为福建省第七、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纪锐调离了汤湖，但他的心一刻也没离开这养育“了父亲又哺育他成长的故乡，时时思谋着如何帮助乡亲们更快地脱贫富奔小康。特别到省城工作以后，信息灵、关系多，他不放过一个机会地为汤湖引进外资引进较快致富的生产项目，不放过一个机会地动员、鼓励各方给汤湖建设事业捐款集资和提供其他帮助。粗略统计，迄今为止，他已为汤湖筹集了500余万元资金。除开通公路外，还创办了一个有600余亩土地的林果场，每年可产柑桔、密柚等水果70余万斤。九年一贯制的“汤湖学校”的校舍大楼也拔地而起，校名高高刻在大楼外壁，那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同志题写的。此外，一个乳牛场也正在兴建……。汤湖的面貌焕然一新，乡亲们的生活显著改善。而汤湖的明天，还会更美好。
纪锐不愧是际发的好儿子。际发在天之灵，看到汤湖这番好光景，能不欣慰展颜吗？
资料来源：
《永定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98年12月)
